近几年“古镇游”开始红遍全国，乌镇、婺源、丽江、宏村、凤凰……各地的古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于是针对古镇游而开发的各类特色客栈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生活成本急剧增加，“逃离北上广”纷纷成为众多“漂族”的选择。这两类现象看似并无关联，但共通之处是城市生活之下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喂马、劈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田园生活的向往。除去最普遍的城市高成本生活压力问题，空气质量、饮用水卫生、食品安全等无不让城市生活触目惊心，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问题正逐渐成为所有中国城市由小变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城市疾病。

 

“城市化”——“城市化”并不是一个新名词，过去的城市化实际走的是“都市化”道路，强调资源配置上对大都市的支持，强调大都市必须与国际接轨，各种城市中心应运而生，与此相对应，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壮大，城市的荷载不断增加，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于是“逆城市化”的提法开始显现。

 

“逆城市化”——逆城市化不仅仅指人们主观意志对逃离城市生活的向往，更是指城市居民由大城市流向小城市，小城市流向郊区客观事实，甚至有人提出未来十年的主流是逆城市化。何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即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在那里形成一个绿色的逆城市化生态环境，使市区出现“空心化”，人口呈现负增长，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城镇化”——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因此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方式也具有差别性。

 

“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城市化致使“北上广”之类超大型城市不断涌现，这样不顾及城市实际荷载的后果是限房限车之类政策的实施，因而当城市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2013年两会最热门词汇之一“城镇化”讲的就是这一调整和优化过程。

从城市化到城镇化，表面看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其中含义却是大有不同。城镇化意味着覆盖的行政区域更广，关注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同时更加注重片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这是2013年1月1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的。

 

在这里，他强调了“不人为造城”，因为城市化在很长时间里与城市建设是密不可分的。造桥建路盖房子，圈走大量土地，挤占耕地面积，让农村居民迁移转为城市居民，这种粗暴式的被动转变，脱离土地的农村居民如何适应这种城市生活方式已不是重点考量对象。在道格•桑德斯所著的《落脚城市》中写道“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所谓落脚城市，指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

 

由于过往的“城市化”被广泛诟病成房地产业的狂欢，这次的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则有一个声音是“新型城镇化80%以上与房地产无关”，即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首先，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其次，城镇化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生态文明；与此前的城市化概念相比，城镇化更具有层次感，要形成分工合理的城镇群，不能只有大城市。

 

虽然针对这次的城镇化普遍认为房地产业只是“配角”，最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但三四线的入城农民住房的刚需断不可忽视，此外，在就业本地化、产业本地化之后，城镇的写字楼、购物中心等商业地产也会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因而不能因为配角的定位而忽视市场或盲目跟进，紧跟国家城镇化政策推进、产业布局，才能最终在“新型城镇化”蛋糕中分得一块。